黨的二十大勝利閉幕,繪制的宏偉藍圖催人奮進。習近平總書記在二十大報告中指出:“要堅持高水平對外開放,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并提出了穩步擴大制度型開放、加快建設貿易強國等更深層次的開放要求。
雖然我國當前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但與此同時,我國對于國際大循環也高度重視,自改革開放以來便大力發展對外貿易,積極開拓與發展同全世界各個國家的貿易和投資關系,是全球100多個國家的最大貿易伙伴。對外貿易在我國經濟發展中始終發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
2022年前三季度,我國貨物貿易進出口總值31.11萬億元,同比增長9.9%。其中出口17.67萬億元,增長13.8%,進口13.44萬億元,增長5.2%。這說明我國一系列穩外貿、穩外資政策舉措發揮了作用,外貿呈現較強發展韌性。然而,面臨全球經濟復蘇分化、不確定不穩定性因素增加的復雜嚴峻的國際經濟形勢,2022年前三季度中國進出口總值增速有所放緩,同比增長率高至1月份的22.2%,低至4月的2.1%,9月份同比增長3.4%,貿易波動增大,穩外貿壓力仍然比較大。我國應將二十大精神落實到經濟發展層面,進一步推進規則規制管理,堅持高水平對外開放,堅定深化產業鏈供應鏈國際合作。
一、國際經濟形勢復雜嚴峻,中國經濟突圍面臨多重挑戰
和平與發展仍是當今世界的主題,但俄烏沖突短期內難以化解。俄烏沖突將從貿易、通脹和金融三個渠道影響我國。一是貿易渠道,俄羅斯和烏克蘭是重要的資源出口國和農業出口國,主要的貿易商品集中在能源、礦產品、農產品等,我國在這些產品上對俄羅斯、烏克蘭依然具有很強的依賴性,因此我國能源供應和糧食進口可能受到影響。二是通脹渠道,俄烏沖突將導致能源供應不足或成本上升、國際糧食供應緊張及糧價普遍上漲,進一步抬高通脹,美歐通脹持續超預期。我國經濟也將受到國際原油、天然氣、小麥等價格大漲引發的輸入性通脹影響,而以大宗商品為代表的原材料價格上漲增加了企業的經營壓力。三是金融渠道,地緣政治沖突帶來的不確定性和市場恐慌情緒無疑會影響全球資本市場,歐美股市下跌,我國股票市場也經受了較強沖擊。
美歐加速收緊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可能導致全球流動性收縮乃至部分地區經濟衰退。在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后,包括美歐在內的多個全球主要經濟體都實施了一系列的財政刺激政策和大規模的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大量的資金也流入了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隨著通脹水平的持續走高,美歐均已開啟加息模式,刺激資金回流,提振國內經濟。2022年以來,美聯儲連續4次加息抬升至2.25%-2.5%的區間,全球流動性收縮,投資者避險情緒上升,波及他國貨幣形勢并增加中低收入國家的債務負擔,出現金融危機或債務違約風險的可能性升高,全球經濟復蘇受到威脅,而中國也難以獨善其身。
逆全球化思潮涌動,美國拉攏相關盟友推動產業鏈供應鏈與中國“脫鉤”甚至借助“印太經濟框架”等加大對中國的圍堵。自拜登上臺以來,美國簽署了包含《2021戰略競爭法案》《2022年芯片和科學法案》《削減通脹法案》等在內的一系列以“供應鏈安全”為名的法案,試圖實現產業鏈供應鏈的“去中國化”,對華展開全面的戰略競爭,抗衡中國日益崛起的全球力量。美國試圖將經濟議題異化為“意識形態”“民主”等政治問題,糾集盟友打壓中國,企圖逐步實現與中國的經濟脫鉤,這違背了經濟自然規律,極大破壞了半導體、光伏、通訊等行業價值鏈的順利運轉。
二、堅持科技自立自強,增強我國經濟內生動力
新冠肺炎疫情、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和全球經濟挑戰加劇等增加世界經濟復蘇的不確定性,此時中國更應該保持戰略定力,增加經濟內生動力。而內生動力主要是依靠民營企業、自主品牌和自主知識產權,這需要深刻認識到“科技是第一生產力、人才是第一資源、創新是第一動力”,深入實施科教興國戰略、人才強國戰略、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實現產業升級。
就人力而言,必須堅定不移實施人才強國戰略,發掘高層次科技人才,培養造就一大批具有國際水平的戰略科技人才、科技領軍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和創新團隊,充分激發和釋放廣大科技人員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同時應建成有利于人才成長的培養機制,培養靜心篤志、積極探索、甘坐“冷板凳”的人才。此外,建立更靈活的薪酬制度,避免以數量、速度衡量科研人員收入,調整基本保障和績效比例,保障科研人員穩定體面的生活,從而安心科研。
就資金而言,增加基礎研究的科研經費投入,尤其是能源、通信、半導體等重要行業的科研投入,依托高校和科研機構等科技基礎設施。完善科技計劃和科技經費管理體制改革,建立完善市場導向的科技項目和經費分配、成果評價體系。
就制度而言,促進企業、政府、高校和科研機構之間的聯動合作,加強企業主導的產學研深度融合,提高科技成果轉化和產業化水平,促進基礎性科研成果共享,同時通過對企業的研發金額進行所得稅減免等方式促進企業等市場主體的科研活動。
三、穩步推進規則規制管理,堅持高水平對外開放
在注重國內大循環的同時,依托國內大循環吸引全球商品和資源要素,從而打通國際循環,建設開放型經濟,確保全球供應鏈的安全和暢通,更是推動我國經濟穩步復蘇和增長的大前提。而逐步推動國內政策法規與包含擴大市場準入、強化知識產權保護、營造公平競爭環境等內容在內的高標準國際經貿規則的接軌,進一步部署穩外貿、穩外資政策,穩步擴大制度型開放則是重中之重。
自由貿易試驗區可作為中國高標準經貿規則的“試驗田”,在試驗區內實行美歐等國家倡導的高標準國際經貿規則。因此,在試驗區內進一步加大體制機制創新力度,先行先試高標準國際經貿規則,探索向全國范圍推廣的路徑,在投資管理體制、貿易管理體制、政府監管方式等多個領域開展更進一步的探索嘗試。因此,接下來一是需要國家對自由貿易試驗區和自由貿易港進行總體布局,二是自由貿易試驗區充分發揮先行先試的優勢,在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方面進一步向國際先進水平看齊,尤其是關于通過健全公平競爭制度、完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等在內的營商環境的改善,作為我國高水平對外開放的先行者在各方面進行探索,進一步推動標準設定、規制安排、政府行政程序規范等方面在內的我國經濟管理體制的改革。
我國可以通過積極融入高水平RTA和區域合作,謹防在全球價值鏈重構和國際經貿規則重塑中的話語權“邊緣化”,打造更加牢固的全球價值鏈供需體系。目前,我國正處于全球價值鏈的中間位置,是制造業轉型升級的關鍵階段,前端依賴于歐美的技術、資本和知識產權等要素,后端對發展中國家的土地、勞動力和市場等要素的依賴度不斷加深,為延緩后疫情時期逆全球化思潮的影響,防止全球價值鏈重構中的“去中國化”趨向,中國需要從全球價值鏈兩端進一步強化與主要經濟體的聯系,打造更加牢固的全球價值鏈供需體系,一是強化與歐日的經貿合作聯系,鞏固全球價值鏈的上游供給;二是加快推進“一帶一路”建設進程,鞏固全球價值鏈的下游需求。